现实的大陆架

1971年,纽约“新俄罗斯言论报”刊登了侨居历史学者尼古拉·乌里扬诺夫写的名为《索尔仁尼琴之谜》的一篇文章。乌里扬诺夫列举了索尔仁尼琴通晓的“现实生活”的所有领域,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写成的。而是很多作家共同创作的结果,而且这些作家具有不同的创作趣味和气质,他们的智力水平和专长也各不相同。”乌里扬诺夫认为,索尔仁尼琴是克格勃文学作坊“制造”出来的,因为一个人是无法吸纳如此光怪陆离的现实的。我们姑且不论作者的夸大其词和不友善的语气,但这段话蕴涵的主要思想却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作家表现了广博的现实生活。的确,索尔仁尼琴关注的是广博的现实生活。 www.daocaorenshuwu.com

他是一个完全靠周围世界滋养的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能够想象出《红轮》中那个自高自大又年老体衰的独裁者待过的房间里的所有陈设,能够想象出《1914年8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包厢里的每一件物品,能够想象出玛特廖娜陋室里每一个花盘的样子。为了进行创作,索尔仁尼琴制作了一张卡片,把材料进行分类,如逸闻、社会现状,还包括语言学知识。他甚至把私生活都记在了卡片上(既包括自己的,也包括朋友的)如果他做的梦让他感觉很有意义或是始终萦绕不去,他也会把这些梦记录下来。索尔仁尼琴出门时总是带着一个记事本。他把会谈、各种情感的表达、偶尔听到的话语或俗语、与当局的争论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即刻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以便之后把它们有机地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光是谚语,他就记了好几本,还是在沙拉什卡期间,达里词典就成了他的案头书,而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各种俄罗斯谚语汇编简直就是“祈祷词”一样让他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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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他回到了塔什干,想见见给他治过病的医生,故地重游既想再次体会一下治疗过程,也想完成《癌病房》最后收尾的写作。就是在佛蒙特的那个“一心用于创作的小屋”里,为了能写出历史小说,索尔仁尼通过不断的回忆还有自己记下来的卡片(随着阅读、旅行还有对事件亲历者的问卷调查以及档案查询越来越充实)来设想故事情节的发生地。 内容来自DaoCaoRenshuwu.COM

“我只创作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西方,是的,西方不可能给我提供各种灵感。哎呀,要是我现在待在俄罗斯会有多好!是的,我可以到处转转,不用担心别人盯梢,也没有人监视你(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会周游各地!每一处所在,每一种方言,每一次会谈,都会触动我使我萌生创作的冲动……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全城(列宁格勒),踏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要知道整个二月革命几乎都发生在彼得格勒,所以直到现在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城里的每一个角落,这对写作很有帮助。再加之,我手里还有一张旧地图,还有许多老照片”[1]。1958年,索尔仁尼琴第一次来到列宁格勒。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写道,在这之前他就仔细地研究了整个城市,甚至可以当环城导游了。 本文来自稻草人书屋

我们在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很容易认出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亲戚,还有他的第一位妻子、战友和集中营难友。他必须从现实中汲取素材,甚至连人物的名字往往也选自一些旧手册。例如,据列舍托夫斯卡娅回忆说,《1914年8月》中的瓦尔索诺菲耶夫和奥博多夫斯基以及《癌病房》中汉加尔特这个德文名字都取自梁赞中学1904届“金质奖章的获得者”。他在小说中对朋友们的刻画非常忠实于现实生活,甚至德米特里·帕宁把自己的回忆录叫作《索洛格金笔记》;列夫·科佩列夫(《第一圈》沙拉什卡监狱中鲁宾的原型)是一名很有声望的德国问题专家,他写的回忆录《消愁》非常有趣,后来移居到了德国,成了两个文化的中间人,他对《第一圈》的处理很满意,这本书共九十六章,以他为原型的主人公是一名抓获了一个外交官叛徒的爱国主义者,他还亲自写道并确认说,那些看起来像是作者虚构的事情却是实际发生的真事。 内容来自daocaoRenshuwu.com

生活让这“三个火枪手”分道扬镳了(他们三个人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的题词是“二十年后的重逢”),与其说是因为思想分歧,不如说是充满了真情实感的生活本身。作为比索尔仁尼琴年长8—10岁的人,帕宁和科佩列夫都把他当成了小兄弟来对待,当成了一个求知欲强的学生,而且他们都坚持让萨尼亚听从他们各自的建议。他们对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同时也不无醋意;而当他来到西方后,他们两个人又开始为争取获得作家的青睐而争风吃醋,两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想做他的庇护人。当“这位以前的学生”试图摆脱对他的控制并开始走自己的路时,两者又同时给他写充满了仇恨的信件。他们在沙拉什卡时观念上的分歧已有端倪,这一次彻底使他们各奔东西了。帕宁原来是个工程师,后来却成了一名哲学家,著有一部神学著作《钟锤般的世界》,1986年死于国外。科佩列夫直到1997年病逝一直都在德国大学教书。但他们三个人却因为《第一圈》的“三剑客”(涅尔仁—索洛格金—鲁宾)而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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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同样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生活创作的作家,他笔下的男性形象都是一些感情充沛的人(如像父亲般的博爱胸怀、极强的自尊心等),以此写活了他所在的那个人间百态。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现实也几乎由清一色男性组成。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只是一种象征,尽管她们也很重要,但与男性人物相比,她们扮演的是“次要”角色。因此,索尔仁尼琴的女性人物通常并不令人信服。他作品中的男性世界是“历经磨难”的世界,监狱、癌症、战争……所有的主要人物都陷入到一种彻底推翻自我及生存选择的境地。作家在《古拉格群岛》中说道,“斯托雷平车厢”使人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习惯,隔断了与其他人的所有联系(普通的联系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这种摆脱惯常行为的羁绊成了索尔仁尼琴全部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不言而喻,这也是作家自身经历的一个缩影。“不要渴求一切,也不要拥有一切!”——《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这样说道,于是,当犯人波贝宁被带到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那里向他汇报语言削波装置进展情况时,他勇敢地对他说道:“一旦你剥夺了一个人的一切,他就不会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他又自由了。”(《第一圈》,第十八章) 欢迎到稻草人书屋看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使索尔仁尼琴拿起笔的动因就是放弃自我,这也是托尔斯泰曾经的梦想,只不过在“离家出走”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对他而言,劳役生活如此必要,就像久旱逢甘泉”,帕宁这样说道,这似乎是索尔仁尼琴下面这段话的翻版:“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古拉格群岛》,第四卷,第一章)但是,那个潜藏在索尔仁尼琴所有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禁欲主义,它作为生活中的一个必要条件,起先并非是自由表达意见的结果,而是在极权体制下人陷于贫困状态造成的。索尔仁尼琴的“人间喜剧”与巴尔扎克笔下由人物无比可怕且巨大的意志力创建的世界不同,也有别于托尔斯泰对自我克制这一核心观念的探索。他的用意是传达出在古拉格群岛受奴役的人被迫奉行禁欲主义这一境况的意义和价值。在完全陷于贫困的境遇下,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仿佛“再生”。人的重生或堕落,由他自己选择(这是索尔仁尼琴所有作品中都会遇到的情景)。正是由于被迫成为了奴隶,像爱比克泰德一样,人才能够彻底释放自己,因为没有经历过监狱磨砺的自我意识,只是一个臆想出来的意志力,只是一个被人逼迫的意志力,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表述是“意志的奴役”,后来路德在自己的《意志奴役论》里继续论述了这一点。 稻草人书屋免费下载TXT电子书

索尔仁尼琴的所有创作遵从的都是1936年就萌生的伟大构想(当时他只有18岁),并在他向自己的未婚妻(她也亲自证明了这一点)求婚的那一天最终成型,这就是写一部有关俄罗斯革命的宏大历史巨著,顺便也写一写父亲的悲剧命运。亚历山大·伊萨季耶夫本人于1944—1945年间战斗过的地方几乎是重复走他父亲当年到过的地方(在长诗《普鲁士之夜》里讲到了这一点),也正是在那里遭到了军队反间谍机关的逮捕。索尔仁尼琴把这种惊人的巧合看作是一种神秘的预示(尽管他一向反感神秘兮兮)。由此可见,这种对家族史的“独特追溯”(即对那个从未谋过面的父亲的追溯,他去世的时候恰逢俄罗斯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成了他创作构思的基础。作家对那些“普鲁士之夜”进行虚构,并在马尔费诺的沙拉什卡和埃基巴斯图兹集中营烂熟于胸,还借助念珠时常回想起其中的细节,这就成了贯穿索尔仁尼琴全部创作的一条有机线索:从30年代在图书馆里苦读的大学生,到1944年观察霍亨斯泰因高地并在此期间不断回忆起萨姆索诺夫将军和自己父亲的军官,再到1948年潜心创作这些《普鲁士之夜》的犯人,最后再到幽居在佛蒙特埋头于故纸堆的作家,那个竭力恢复过去的时代及俄罗斯命运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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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眼中战火燃烧的普鲁士,年轻稚嫩的诗人不禁诗兴大发: 内容来自Daocaorenshuwu.com

处于你我之间的是萨姆索诺夫, 处于你我之间的是—— 埋着俄罗斯士兵尸骨泛着白光的十字架。 在这个夜晚,我心里 藏满了种种奇怪的感受: 你对我而言早已不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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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随部队走过的那些白俄罗斯的森林使索尔仁尼琴想起了1914年父亲同样也是在这些地区作战过,儿子的经历自然地引导了对父亲命运的思考。就连整个生活都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错觉。他经常会看到同样的一些地方,经历同样的一些悲剧,如透过对索尔仁尼琴大尉的“惩罚”,他看到了上帝对俄罗斯的“报应”。这就是他生活中一以贯之的理念(就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无论是自传性质的作品,还是集中营文学,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插叙,都是这一伟大构想的“伴奏曲”。 www.daocaorenshuwu.com

索尔仁尼琴最早的“集中营”题材作品是长诗《小路》(《普鲁士之夜》是其中的一章)和讽刺剧本《胜利者的欢宴》(唯一的手稿于1966年从索尔仁尼琴家里查没,在莫斯科曾少量印刷,以便供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审读。据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说,早在1940—1941年,她的丈夫就写过一些文学作品的梗概,甚至还给鲍里斯·拉夫列涅夫展示过,后者建议他就叫《爱革命吧!》。索尔仁尼琴决定,它将是自己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他有意不发表更早一些的创作。在转型初期,列舍托夫斯卡娅在未经前夫同意的情况下就把战争期间写的这些短篇小说投给了《新世界》杂志。当时的主编扎雷金问作家能否出版,得到了否定的答复[2]。 内容来自daoCaorenshuwu.com

1955年,在塔什干医院里经历了漫长的肿瘤治疗后,索尔仁尼琴在一个土坯农舍里住了一夏天,对于他这样一个异常珍惜时间的人而言,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休息,他非常注意合理利用时间以维持自己的创作力。他夜以继日地写作。题材信手拈来,这就是一个苏联苦役犯人的经历。就这样诞生了剧本《劳动王国》,后改叫《小鹿与沙拉绍夫卡》。之所以选择了戏剧这一体裁也并非偶然,因为还在大学读书时,索尔仁尼琴就是个戏剧迷。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更具说服力,即在经历“人生百态”的牢房里他接受的都是犯人们的口头文化。他贪婪地获取新知识,并向历史学家、哲学家、老革命者还有回到国内的侨居学者澄清俄国那段黑暗时期的历史。他从被流放到古拉格群岛的老犯人那里(如阿纳托利·法斯坚科等)得知了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命运。他无数次地向科佩列夫咨询俄罗斯恐怖主义史。他们在监狱走廊里交流思想,在无数失眠的夜里,他把自己的想法都记到自己的笔记本上……这个囚犯的生活有自己隐秘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内容来自daocaoRenshuwu.Com

获释后,这些笔记本又神奇地回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手里,原来是索尔仁尼琴把它们交给了一名实验室临时雇的女工作人员(在《第一圈》里她叫西莫齐卡)手里,而她一直保存了许多年。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对作家没有向这位女性表达谢意一直忿忿不平[3]。可是,在《牛犊顶橡树》修订版《隐身人》一章里索尔仁尼琴表达了对安涅奇卡·伊萨耶娃的感激之情:“我首先想起的人就是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伊萨耶娃,她是马尔费诺沙拉什卡的工作人员,她冒着被国家安全局以及刑法典严惩的风险从我的手里接过了我的《爱革命吧!》一书的手稿以及我非常珍视的达列夫斯基兄弟的名言警句摘抄(数量非常多),并保存了7年之久,于1956年把它们还给了我(我当时真没有奢望它们能完好无损)。真心地谢谢她”。 本文来自稻草人书屋

在这四年里,索尔仁尼琴与当时最有教养也是最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进行谈话交流。这就像古希腊对话式的学习,在《第一圈》里对它进行了描绘。所以,毫不奇怪,索尔仁尼琴首选的文学体裁恰好就是戏剧的形式,人与人之间一连串对话的形式。 内容来自Daocaorenshuwu.com

在《小鹿和沙拉绍夫卡》中,有一个作者的代言人,他叫涅莫夫,是集中营的生产队长。当奴隶的监工,而自身也是其中一员,这并不是一个好差事。淳朴的“小鹿”涅莫夫对古拉格群岛丛林里残酷的生存法则并不知情,在这里,只有那些顺应环境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靠损害别人利益的人)才能活下来。犯人们不听“小鹿”说的话,挖苦嘲笑他;最后他失去了自己的特权,高高兴兴地与众人同甘苦共患难。这出剧是按照莎士比亚剧作的模式写成的,即诚实的奴仆堕落了,可是卑鄙之人却得到了高升。一伙由亡命徒、谄媚逢迎者和供人取笑的人组成的“小集团”却不断地责骂集中营的领导,他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品德高尚的人被撤,下流坯得到了任命。但以这一模式为基础却表现了古拉格群岛的方方面面。剧本里充满了犯人说的行话,这些话的意思或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得到了解释,或是直接由那个幼稚的想把一切字眼都“翻译成”普通语言的“小鹿”来一一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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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涅莫夫这头“小鹿”刚来集中营怎么能引起阅历丰富的营地领导的青睐,后者非常清楚,他需要的不是一个习惯对普通人发号施令的前军官,而是一匹丝毫不知羞耻就能榨干犯人们最后一滴血的狼。但在《古拉格群岛》中对新耶夫撒冷附近位于砖厂的第一个集中营就是这样描述的。剧作展现了劳改营里犯人们的全部生活:男人们和女人们同等对待(这一点有别于重刑犯劳改营),所有人都靠犯人们生活,在“小诊所”里,一名营地医生有八个姑娘服侍他,会计所罗门敲诈虚弱的囚犯(就是那些不会顺应环境的人),而且能事先猜透领导的心愿,女人们为了一份口粮可以出卖自己。剧本里甚至还讲述了1945年发生在信守自己生存“法则”的“小偷”们和屈从于领导各种需要的“小人”们之间的那场内讧。尽管这样,这些“小偷们”和“小人们”却一致盘剥“法西斯匪徒”(即政治囚犯)和“虚弱的囚犯”。对于斯大林而言,犯人是“社会上可靠的人”而“58条”(即刑法第58条,关于“反苏行为”的界定)是“顽固分子”,注定要在“共同的劳动”(通常是伐木)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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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鹿”涅莫夫是一名战地指挥官,他是从前线直接被关进了集中营。而那个把他从“王座”上掀下来的霍米奇却一直待在后方,只在莫斯科的事务所里跟人打过架。“我这是怎么搞的?——涅莫夫这样问自己,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我干嘛非要当什么领导?我还以为自己是在部队里:我是军官!可以命令别人……哎呀!……只有自己不用去做大家都在干的活儿——这是多么让人嫌恶啊。共同的劳动是死!可是当这里的领导还不如死……” 内容来自DaoCaoRenshuwu.COM

从厨房到派工员的桌子,从“诊所”里的妻妾成群到铸造车间,从建筑工地到集中营领导住的豪宅——这里有霍布斯所说的整个人类,有豺狼,有剥削者,也有社会渣滓,这里同样发生着杀人事件,也同样可以看到隐秘的男欢女爱。“受降级处分”的涅莫夫重新获得了做人的良知,但却失去了柳芭的爱,她对他大声地喊道:“请问,我亲爱的人!你现在不想吃东西吗?而我想吃饭!我饿得受不了了!我一辈子都想吃东西!!难道我和你能在牢狱里活下去吗?你不会委曲求全,你什么都不会做。你一个人还勉强活下去,和我在一起,你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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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的真实以及严谨的纪实性应归功于这部作品非常复杂的布局以及各种“细枝末节”,因为作者想把我们带入到一个众人无法看到的隐蔽世界,告诉我们古拉格群岛里人们的生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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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处女作中作家就表露出了想当一个专门记录犯人们狱中生活的专家的想法。这里也已经出现了如下的一些题材,如无望的爱情,男人们如同避难所般牢不可破的友谊等。我们还可以从这里感受到那种出离愤怒的嘲讽激情:要知道,在这部历史纪实作品里写的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必然堕落,而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必然高升——如同琼森的《福尔蓬奈》一样暴露了人性的残暴和全部罪恶,人性中一切不可救药的卑鄙勾当,特别是曲意逢迎;唯一的区别在于故事情节,不像《福尔蓬奈》那样围绕富有的威尼斯绅士的病榻而展开,而是发生在肮脏的古拉格群岛,在监狱的高塔之间,在铁丝网后面,在“营区”里,这儿成了上演人间卑鄙行为的舞台。我们开始辨识梳理出索尔仁尼琴的一个主要隐喻,即古拉格是一个全新的人生舞台。他的剧作是对拉辛的宫廷题材剧、安利·贝克笔下的资产阶级商场、阿里斯托芬作品中的市民广场的全面革新。这是象征地表现人生舞台的一个新场所——这出戏很卑鄙,但像先前一样残暴无比。“嗜血成性的恶魔”凶猛地扑向“无辜的人”,其程度与19世纪末期自然主义戏剧流派表现出来的残暴毫无区别,但布满舞台空间的却是监狱里的铁丝网,于是一群人真成了一群牲畜,清早检查时,在清晨微弱灯光的映衬下他们被查来查去、反复清点。 稻草人书屋

1963年,现代人剧院想要排演这部剧,但刚开始对台词,一切就戛然而止了,因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里,索尔仁尼琴的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剧作《小鹿和沙拉绍夫卡》将成为戳穿赫鲁晓夫时代斯大林主义的一把利剑。剧本里犯人们之间说的行话俚语,再配上充满象征意味、让人心情压抑的舞台布景(索尔仁尼琴在剧本的附带说明里特别详细地进行了描绘),这一切很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结果。